2.高逸崧定律

大唐官 2.高逸崧定律

“子厚，你這次特意先到揚州來向我辭行，應該是想弄清楚一件事吧？”高岳先問了柳宗元此行的目的。

柳宗元起身作揖，然后承認說確實有所困惑。

“是在光州打畫經界后，確定了新的稅法元額，我指示刺史，趁機將人戶稅錢往上足足提升了三成，是也不是。”

“是也，原先衛公您曾說過，不愿給淮南百姓增稅，可而今......”

“出爾反爾，對不對？”高岳笑著說出柳心中的想法。

韓愈和柳宗元肅然，都不敢開玩笑接高岳的話語。

此刻高岳說到：“本朝自推行楊炎的兩稅法以來，特別注意‘元額’這個字眼，你們應該都懂，所謂的‘元額’便是設定好的稅錢總額，各道各州各縣，只要按照分攤到自己的元額，將稅錢和斛斗米收足便可以了。另外，兩稅的元額坦白說絕對不算高，拿我江淮來說，每戶人家先前均攤的稅錢是一年八貫錢，現在增配了元額，漲到了十貫五百文，而斛斗米呢？平均下來每畝是稻米五升，若是粟米便是八九升；最后便是加征的戶部青苗錢，每畝均攤約十八文錢。且詔書明確規定，州縣每年所征稅錢斛斗，一切依元額為準，不得隨年簡責。單純的這樣看，是不是只要一戶百姓，能耕作三十畝地，生活便能非常殷實，飽飯之余，還能有錢買服食茶酒，能養得起妻子老人，但事實是這樣嗎？”

說到這里，韓愈和柳宗元都沉默下來。

實際情況是，朝廷每年兩稅元額并沒有變化，可百姓的生活卻并無改善，且有的州縣，逃亡和攤逃的風氣愈演愈烈，這情況是韓愈和柳宗元所共知的。

高岳想對他倆說，這就是著名的黃宗羲定律，也就是每次當封建朝廷統一了稅法，百姓在最初段時間得以減輕點負擔后，很快就會陷入“官府無加斂之名，百姓卻有加斂之實”的怪圈——不過高岳是不會說的，因為他倆根本不認得黃宗羲。

后世，此定律名曰“高逸崧定律”。

“可讓朝廷每三年定一次元額，解決攤逃的風氣。”韓愈建議。

對此柳宗元也持附和的態度，因為他也實在想不出更好的辦法。

高岳笑起來，搖搖頭，然后望著長江的遠處，那里是水天一線，便指著那條模糊而綿長的線，對兩位說：“所謂的元額，就好像是這道線，起起伏伏，但它始終遵循一個規律，那便是‘天’即官府定下這條線，當然爭取是越低越好，目的是為了安定人心；而‘水’即百姓能接受這條線，當然是因為他們認為這線是自己應該承受的上限。這道線便是官和百姓共同遵守的底線，即官府口中的‘元額’，也是百姓口中的‘常賦’。楊炎當初推行兩稅法，也就是將百姓原本承受的雜稅，和常賦混配起來，并稅改制，并承諾此后永不加額。但可笑的是，沒幾年淮南節度使陳少游就奏請，兩稅錢每貫加額二百文，以后絕對會越加越多，即便明里不加，暗中也會以雜稅形式來盤剝。每次并稅改制，沒多久便會催生處新一輪雜稅高潮，然后便又是一次并稅，周而復始，稅負累進，有加無除。所以百姓生活如何能得到改善？最后不是枯水干涸，便是濁浪排空。”

實則高岳在這里，批判矛頭所指向的不單單是楊炎的兩稅法，也是韓柳所不知道的：張居正的一條鞭法，或雍正的攤丁入畝。

目光短淺的人，總認為這些改革有多么大的意義，有多么成功。然而實際上，這些改革的本質都是相同的，那便是企圖用簡化的程序，將復雜的稅，并入國家財政的正額里征收，簡化的手段——楊炎是靠銅錢，而張居正是靠白銀（1）。

“然則國家一旦定下元額，便喪卻了伸縮的彈性。朝廷只能征這么多錢，因為隨便加征就喪失了信用。既然元額是固定的，那么所養的官吏數量也就是固定的，可百姓的戶口卻在不斷變化，再加上田地的兼并流轉，那么十年后朝廷若再依靠不變的元額，養著數量不變的官吏，去管理不斷變化的戶口和田產，根本就是力不從心，如果真的如你們所言，每三年就得重新定兩稅、經界田產，那么就得需要更多的地方財政支用，來擴大官吏隊伍，不然何人替你做此麻煩事？地方財政想要達到此目的，就得在元額常賦外，通過增加雜稅來行此事。最后就是個真的循環——元額不變便無法擴充官吏去有效征稅，而不加征雜稅就無法擴充官吏隊伍，加征雜稅必然使得百姓人戶逃亡成風，州縣就只能攤逃，即把稅轉嫁到未逃的人戶頭上，最后無奈，通過并稅方式增加元額，但官府卻因此信用喪盡，國計分崩離析，內亂叢生，外寇侵攻，生靈涂炭——韓退之先前所說的大惡，可能就會在這時產生，就算有新的大賢產生，靠著自己的能力和勤勉，維系開國三十年的好局面，很快還是會陷于我方才所說的那個循環里，周而復始，周而復始......是百姓的貧困，周而復始，是百姓的苦難，周而復始！就像是佛家所言的，此真乃，無間地獄也。”

即便韓愈是個志在辟佛排老的，聽到高岳所描繪出的“無間地獄”圖景，也悚然感到背脊一道森森的涼氣不斷往上升，加上先前流的熱汗，幾乎讓發髻都冒出煙來，他和柳宗元都懂了高岳所言，但正是因為懂了，才感到無邊的絕望。

在循環的“元額稅收國度”里，“興百姓苦，亡百姓苦”真的不是措大故作高深的酸語，儒家最終解決貧苦的途徑，只能落實到所謂的節欲上了。另外，國家因為元額稅收的僵化，也不可能拿出多余的財力來投入到建設中，只能采取先官先軍政策，漕運、水利、道路日益頹敗，百姓恒久地處在慢性赤貧化的痛苦里，最后該腐化的腐化，該墮落的墮落，該毀滅的毀滅......

“先賢想過療救的辦法，孔孟的經義，便在于敬天愛人，節用有度，這真的是門‘貧窮的道德’。”高岳語出譏諷，讓韓愈難堪極了，可他竟然無法反駁。

他和柳，更迫切想知道，高岳有沒有解救的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