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二十章 站隊

覆手 第三百二十章 站隊

下午五點，曹云和魏君正在看材料，不僅有電腦上的材料，也有郵輪服務員送來的紙質復印材料。可以看出，搜查三課負責探員還是很重視本案，做的筆錄非常詳細，核對電腦提供的審訊錄像，幾乎一字不差。

魏君：“他們這次請了真正的法官來斷案？”

曹云：“這不是我們關心的問題，怎么樣？整理出來了嗎？”

魏君道：“王小姐有幾個劣勢：一個是前科，第二個是王小姐入職時候隱瞞了自己曾經在小發集團工作的經歷，并且隱瞞了自己有前科的履歷。第三個是報警人，隔壁房客稱自己聽見了救命的呼聲，如果王小姐說的是真的，她委屈求全情況下不可能喊救命。如果孫地說的是真的，雙方在事后因為錢財沒談攏情況下，王小姐喊救命以脅迫孫地，這才符合邏輯。第四個劣勢，按照通訊記錄，是王小姐給孫地撥打電話，不是孫地撥打電話約她來。”

曹云道：“每一條都可以有解釋，你直覺呢？你直覺認為誰說的是真話？”

魏君道：“不知道，不能因為有前科就有先入為主的看法，也不能因為孫地是有錢人就用另類的眼光看他。這案子檢方似乎有過錯。”

曹云道：“檢方是勸說認罪還是威逼認罪呢？如果王小姐沒有問題，為什么她要認罪？她怕上法庭嗎？檢方如果掌握有鐵證，為什么還要讓王小姐認罪，為什么不能直接指控呢？”

魏君問：“曹律師，那你站哪一方？”

曹云看電腦的三個問題想了許久：“我們站勝利的一方。”

魏君問：“誰會勝利？”

曹云道：“說實話我現在還看不懂。烈焰通常會選取有爭議的案子，但是烈焰同時也握有真相或者接近真相的底牌。如果我沒有猜錯，這名檢察官現在可能已經失蹤了，以配合烈焰的這次活動。”

魏君：“晚上十二點之前必須選取自己陣營。”

曹云問：“聽說過濫竽充數嗎？”

“怎么？”

曹云道：“我們暫時先充數，能賺點算一點。”

魏君苦笑：“可是你知道哪邊能賺嗎？”

曹云道：“南宮騰飛和歐陽逸，特別是南宮騰飛，這只老狐貍肯定想贏，他應該會追隨歐陽逸。我們就追隨南宮騰飛。晚飯再說吧，你找機會和呼延屏聊一聊，盡可能收集一些信息。如果有機會，能將南宮騰飛和歐陽逸將死，我也是很樂意的。”

答辯會有三個課題，三個課題陣營可以不一樣，首先要面對的第一個課題，檢方有足夠證據告王小姐敲詐嗎？這個課題是單純從物證、人證角度去分析，技術含量較高，庭辯成份較少。這一關，是考驗律師和檢控官們的物證分析水平。

你可以說我長得丑，但你不可以說我笨。丑沒辦法，無法掩蓋，只好認了。笨就存在爭議。第一個課題是考核司法人員的基礎能力的課題，這題輸了，面子掛不住。

曹云雖然說跟風歐陽逸和南宮騰飛，想濫竽充數，但是能參加這次答辯會的都是有頭有臉的律師，大家同一階層同一階級，正是考試的時候。你要愿意問，別人也愿意回答你，但你好意思問嗎？

皮厚也分場合和情況，曹云內心對職業是有驕傲的，來賓們能成功，對自身職業領域都有一定驕傲。這種驕傲就造成了寧可戰死，也不茍活的局面。

自助餐晚宴大家客套的多，交流的多，唯獨沒有人認真的談論案情，談論證據。晚宴結束比大家預料的都快，在稍微交流和填飽肚子之后，大家各回房間，為明天的答辯會做準備。

曹云：“從邏輯上來說，如果控方缺乏證據，那就不會讓王小姐二選一。反過來看，控方是不是存在由訛詐王小姐的可能？王小姐的律師呼延屏當時又是什么情況呢？這個案子還有很多疑問沒解開，從邏輯上是無法分析了。目前能真正站對隊伍的只有呼延屏。”

魏君：“何英呢？何英全程陪同孫地。”

曹云道：“何英是有立場的，無論案件怎么變化，他必須死站孫地立場。這次就是證據之拼了。王小姐的優勢在于她是被告。你再重復一下王小姐的劣勢。”

“前科，隱瞞前科，報警人。”魏君道：“最關鍵一條，是王小姐聯系孫地后去1303房間。并非孫地聯系王小姐去1303房間。確實有工作需要，但是王小姐可以選擇下午或者明天見孫地，但是王小姐選擇了午休時間去見孫地。”

曹云道：“反過來說，孫地是什么身份？午休時間竟然同意王小姐來打擾他。不不不，王小姐作為一位隱瞞了前科的人，膽子應該很大，但是她應該對孫地的性格與為人不了解。相比王小姐，孫地更為反常……不過，現在不是追究真相的時候，現在是站隊的時間。”曹云看時間，已經刻。

曹云靠躺自己床上看雙方的第一次筆錄，孫地說的有條有理，避開了各種雷區，顯然是何英第一時間到達現場，對其面授的機宜。孫地肯定有鬼，但現在孫地是好人壞人不是辯題。再看王小姐的筆錄，午飯時間，行政部副經理讓她將一份子公司報表交給董事會過目，后天才是董事會，時間比較充裕。王小姐詢問，副經理說孫地近期常駐公司，不過工作時候比較忙。于是王小姐就問副經理，午飯后她沒有安排，能不能去找孫地？副經理不置可否，讓王小姐先打電話給孫地的私人助理。

撥打孫地的私人助理電話，私人助理說自己在外面，孫地剛回酒店，應該還沒休息。王小姐就直接聯系了孫地，孫地讓王小姐過去一趟。于是王小姐就過去了。幾位旁證都證明王小姐說的是實話。

關鍵點在客房發生了什么事。

孫地：王小姐把材料給我后，就靠近我進行身體接觸解釋報表。自己沒經受誘惑，和王小姐就感情問題深入的探討了一番。事情結束后，王小姐要求百萬，自己拒絕并且推搡了王小姐，王小姐喊救命，自己讓她閉嘴。沒想到警察來了，原本我是打算給點錢了結這件事。

王小姐：材料送到之后，孫地就抱住我，自己掙扎喊救命。孫地壓住我，許諾將自己提升為行政部行政秘書處副主管，最后自己屈服了。

按照法律定義，如果王小姐所說為實情，那么孫地涉嫌墻尖。在法律上沒有‘右肩’的罪名，右肩的行為屬于墻尖中的一種。

曹云：“無論是孫地還是王小姐誰說實話，如果沒有驚動隔壁房客，這件事就不會事發。因為警方介入，導致雙方開始維護自己的立場。從利益來說，王小姐沒有必要咬孫地，孫地是有必要咬王小姐的。我們梳理下檢方指控的理由。”

魏君也學曹云靠躺自己床上，拿著資料道：“前科累犯是一條，還有是警方將王小姐列為嫌疑人，進行審問的時候，王小姐的說詞和第一份筆錄不太一樣。王小姐第一份筆錄稱，孫地突然抱住自己，審問口供為：孫地瀏覽了報表，對一些問題進行詢問，靠得近后孫地摟住自己。警方詢問口供和筆錄不一致，王小姐稱記不太清楚當時的細節，只記得突然被抱住。”

魏君：“要命的口供中一些內容，警方問，假如孫地現在愿意私了，將你提拔為主管，你會告他嗎？王小姐回答：不知道。警方問：如果有一定好處，你還是愿意的？王小姐回答：每個人都有價格。警方問：你認為應該多少價格。王小姐回答：孫地要私了，最少也得一百萬。”

曹云驚訝的翻到這份口供，看了一會道：“這是誘供。這份口供就說明，可以用一百萬收買王小姐，反證了孫地的證詞……有意思。”

“怎么？”

曹云道：“我覺得兩個人都在撒謊，孫地沒有承諾給王小姐好處，但是孫地應該主動的要求談心。王小姐有幻想，并沒有太多抵抗。還有一些二次審問，三次審問的材料我沒看，我沒有猜錯的話，王小姐在這個問題上會出現很多前后矛盾。這應該才是控方的王牌。呼延屏是中后期才介入，看完王小姐幾次審訊錄像和筆錄記錄后，建議王小姐認罪。另外一面，何英應該和檢方有溝通，受害者孫地不希望把事情鬧大。所以才有了檢控官詢問王小姐是否認罪之說。”

材料是很多的，每次審問時間最少也有半小時。有經驗的警察不會一直圍繞重點去問問題，他們會詢問一些被審問者莫名其妙的問題，中間穿插一些核心問題。這是審訊心理學中的一環，很多嫌疑人在被審問之前，其內心都會進行演練，分析和告誡自己哪些話不能說。

在曹云說明之下，魏君舍棄了其他材料，專門對幾份審問口供和筆錄進行比較，果不其然發現了很多問題。諸如，警方問，你單獨去年輕男子的房間之前，有沒有考慮過會發生一些事？王小姐筆錄：我相信孫地的為人。口供A：肯定考慮過，反正我不會吃虧。口供B：有些害怕，有些期待，感覺挺刺激的。

警方：你有沒有第一時間推開孫地。

王小姐筆錄：是的。口供A：猶豫了一下，還是推開了。口供B：我力氣太小，沒推動。口供C：他直接把我拉倒。

警方：你喊救命是在談心之前，還是談心之后？

王小姐筆錄：談心之前。口供AB：談心之后，他推我。口供C：我有喊救命嗎？

魏君：“不對啊曹律師，警方在四分鐘左右到達客房，如果是談心之前喊救命，警察到達時，應該還在談心。”

曹云想了一會：“也許孫地很快呢？喊救命，談心，結束，爭吵，推搡，警察到達。”

魏君：“一分鐘？”

曹云道：“鬼知道，反正你就記好，有可能是談心之前，也可能是談心之后。沒說的，站隊控方，以王小姐前科，加上漏洞百出的證詞，可以將王小姐告上法庭。檢控官在法庭上詢問王小姐，在很多重要問題和細節上，王小姐怎么回答都會違反自己和筆錄和口供。檢方通過來回詢問，導致出現蓋然性證據，王小姐被定罪的可能很大。”

蓋然性證據就是優勢證據累積到一定程度，量變轉為質變。如同葉瀾在機場被誣陷一案，曹云就是通過詢問，一次次的揭穿誣陷者的謊言。誣陷者謊言越說越多，導致了最終的質變，讓原本處于公正的法官也表明態度，公開表示對誣陷者的證詞和人品持嚴肅懷疑態度。

王小姐處境是一樣的，因為她的口供筆錄在重要細節上幾乎都不一致，上了法庭，王小姐很難抵御檢方轟炸式的提問。

法理中，刑案證據不足就為無罪，蓋然性證據屬于比較特殊的主觀證據。也是英美法系中，律師會讓被告穿戴整齊的原因，一個干凈整潔的人總是比較有主觀說服力。

那問題來了，為什么王小姐的口供和筆錄會出現前后矛盾呢？實際上也比較正常，我撿到一百塊錢，去找失主，我可以光明正大說：我拾金不昧。你要問如果找不到失主，你會留下錢嗎？說實話：會。你希望找到失主嗎？偉光正：希望。自私：希望也不希望，不知道。人的言行經常性的會不一致，理智控制思維，有些事和想法不能表露和表達出來。但是從筆錄轉為審問后，因為環境和壓力的變化，可能導致王小姐思維脫離理智控制，或者理智做出錯誤的判斷。

最重要一點，王小姐沒有在腦海里將事情經過進行無數次演化，因此她作為受害者，作為嫌疑犯時因為身份不同而想法不同。動態細節上也出現了記憶模糊。不說她記得不記得事發當時情況，她未必能記得筆錄時候自己說了什么。

核心原因，受害者到嫌疑犯身份的轉變。再伴隨著審問次數的增加，導致王小姐憂慮加深，從而出現了一次筆錄，三次審問口供中存在大量矛盾信息。

曹云自認為如果是王小姐的律師，這案可以翻，只是可以，并沒有把握。在這種分析和推論之下，曹云在十一點下單，站隊控方。他認為控方有足夠證據告王小姐勒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