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一章 最佳投資目的地

亂清 第四十一章 最佳投資目的地

關卓凡眼中，左宗棠這一番“英雄欺人”，算是政治斗爭的經典之作。而且，除了郭嵩燾一個人倒霉，其他幾方，露面的，沒露面的，皆大歡喜。

朝廷是受了左宗棠的挾制，才不得不去郭。但有趣的是，兩宮也好，中樞也罷，對左宗棠卻沒有生出真正的意見。

一來，是因為西征已經定了左宗棠，現在正是朝廷借重他的時候；二來，是因為朝廷上下都明白，左宗棠脾氣雖然大，但卻不“結黨”。

左宗棠人緣兒不好。慈禧就對關卓凡說過“沒有人愿意和‘左騾子，搭伙計”——這是事實。左宗棠到哪里都愛壓人一頭，搞得誰都討厭他。但正因為如此，也沒有什么有力的人物“黨附”他，所以就比較讓朝廷“放心”。

反倒是被左宗棠趕走的郭嵩燾，是曾國藩一脈。向“湘系”收權，是朝廷不宣之于外的既定章程。難得左宗棠肯出這個頭，不然，以郭嵩燾的聲望和績效，動他可不容易。

所以，朝廷遷就左宗棠，其實也是“順水推舟”。

三來，這本來就是一筆交易。

左宗棠并沒有指望蔣益灃在粵撫的位子上呆多久，將來得成所欲之后，蔣益灃就是一枚棄子，放在那里都無所謂。

對蔣益灃來說，就算以后終究坐不住粵撫這個位子，也沒什么大不了的，反正本來就是天上掉餡餅。履歷上有了“撫粵”這一筆，假以時日，重新爬到一省長官的位子，并不如何為難。

左宗棠想要拿到西征的差使，希望關卓凡不但不和他爭。反過來還給他支持，自知不可能單靠一份一萬銀子的禮物，加上拍幾句人家姨太太的馬屁，就能達成交易。

通過胡雪巖這個中間人，關卓凡和左宗棠在廣東這塊地盤上達成了默契。左宗棠先“過一手”。關卓凡再來“接盤”。

關卓凡向兩宮皇太后舉薦左宗棠的時候，郭嵩燾尚未去職。左宗棠覺得關卓凡的事情辦得實在光棍漂亮，心中頗為感念，于是加緊“倒郭”。朝中有人好辦事，看看火候差不多了，“上面”便裝作無可奈何的樣子。依了左宗棠。

對郭嵩燾，關卓凡是抱有歉意的，但他想起這么幾句話，“于親有虧，于義無悖；于私有慚，于公無愧”。

前兩句可以放到左宗棠身上。后兩句可以放到自己身上。

郭嵩燾，就當你為時代做點犧牲、受點委屈吧。

還有，我會請你再次出山的。

話題回到上海。

電報“形勢一片大好”，郵政的勢頭也相當喜人。

其實，“江蘇驛郵所”就掛在上海電報總局的下面。松江、蘇州、太倉、常州、鎮江五府之間的陸路郵路，鎮江和上海之間的水路郵路，經過一兩個月的“試運營”。很快便運作順暢。

開始的時候，驛郵所只派送電報和收發信件，到了后來，“郵冇包”也可以交寄了。

普通民眾對郵政的熱情遠遠超過了電報，潛在的龐大市場需求爆發式地釋放出來，驛郵所的郵件的交寄量，不斷“刷新”主事的楊仕全和邵德生最樂觀的估計。

一年沒到，從開支上來說，“江蘇驛郵所”已經過了盈虧平衡點，而且“增長曲線”高高翹頭。眼見必是一門能賺大錢的生意了。

知道郵政會成功，但成功來得如此之快，還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大伙兒仔細分析，得出一個結論：驛郵所的成功，除了“政府專營”之外。和郵馬、郵車、郵船都掛軒軍中軍的旗子大有關系。

這面旗子，既是安全保證，也是信心保證。保護郵路暢通，也叫老百姓放心交寄。這筆“無形資產”，不知道要不要算進成本里面？

松、蘇、太、常、鎮五府的新式郵政，引起了曾國藩的很大興趣。已經說好，過了年，就開通蘇北兩江總督直轄的江寧、淮安、揚州、徐州、海州廳等地郵路，還是由江蘇驛郵所操辦，還是掛軒軍的旗子。

這樣，江蘇一省的郵路就全通了。

江蘇驛郵所的客戶也包括洋人。法國人皮埃爾辦的“客郵”，交寄量已經大減，這位江蘇驛郵所的前顧問，正在和楊仕全商量，看看兩家的線路能不能夠合并到一起，其實就是希望江蘇驛郵所“收購”他的“客郵”。

看在皮埃爾做過江蘇驛郵所的顧問的份上，不好教會學生餓死老師，趙景賢請過關卓凡的示后，對楊仕全說，價格合理的話，可以談一談的。

接下來是“財經口”了。

新鑄的“蘇洋”一面世，便在市面上迅速流通開來。

人們對這種精致、閃亮、“料足”的銀元愛不釋手。開始的時候，頗有人想囤積居奇的。劉郇膏的臬司衙門盯得很緊，狠抓了幾個典型，以儆效尤。待“蘇洋”源源不絕地上市，流通便完全正常了。

“蘇洋”很快便“走出江蘇”，北至北京，南至廣州，都能見到“蘇洋”的身影。

開始的時候，刨去鑄造成本和發行“蘇洋”的銀行、錢莊的傭金，估計有六、七厘的升水。但實際上，蘇洋的價格折成銀價一路走高，一年下來，升水已接近一成。

造成這個情況的原因，說到底還是“供不應求”四字。

老百姓是第一次見到這么高質量的本國貨幣，“蘇洋”的受歡迎的程度迅速超過了銀塊和銅錢。作為一種“地方貨幣”，“蘇洋”卻事實上開始流通于全國，相對于整個中國的龐大的市場需求，“蘇洋”的供應量自然是不足的。

這種局面，短期內是不會有實質性的變化的；相當長一段時間內，蘇洋的身價還會愈走愈高。

“鑄幣稅”真是一樣美妙的東西。

楊坊的上海關，月入關銀已經過了百萬，且還在不斷增長中，而一年前這個數字還是五十萬；來年即同治四年，也即1865年的關銀，篤定超過一千五百萬兩。

這個數字，非常驚人。有清一代，之前國家歲入的最高峰出現在乾隆朝，大約四千五百萬兩。則單是上海關一處的收入，便等同于整個國賦的三分之一了！

上海關年過千萬是意料中事，但沒想到來的這么快。

幾個原因。

第一個，是江蘇、上海的長毛平得最早，因此恢復得也就最快。中國社會經濟特有的“大亂之后強力反彈”的“功能”，在蘇、滬一帶表現得淋漓盡致。

第二個，原時空上海在這個時代的歷史位置和發展走向，本時空沒有發生任何變化。上海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的龍頭，對內、對外，都成為一塊巨大的“吸金磁鐵”，資金、人才源源流入。

第三個，關卓凡的推動，大大加速了這一格局的形成。

做生意的人是最敏感的，“工業園”、“自貿區”雖然還未正式推行，但上高昌、下高昌大興土木是瞞不了人的。這兩塊地意味這什么，先覺者無不心潮澎湃。自然就有許多人提前入滬，“預留地步”。

軒軍美國查塔努加大捷傳回國內，上海一直處于“上升通道”中的“投資曲線”倏然拔高。之后，隨著亞特蘭大大捷、薩凡納大捷，這條曲線一次又一次“”。。””。南逆“無條件投降”后，進入上海冇的資金有了一個爆發式的增長。

江蘇的情況仿佛，只是程度略遜上海罷了。

用原時空的一句話來說，就是上海已經成為了“最佳投資目的地”。

“蘇洋”的發行，金融環境的改善，也加速了這個進程。

政治的清明，包括廉政專員的設立，亦與之有力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