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風起

保安軍 第十九章 風起

應該說到1927年4月初，北伐可以說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雖然北方以奉系張作霖為首的北洋軍閥勢力還未被打倒，可南方大半個中國已被拿下來了！北方馮玉祥的革命軍發展也很快，牽扯了相當的軍閥部隊！山西閻錫山也在觀望中，暗里與革命軍暗通款曲！北伐軍打敗了實力強勁的吳佩孚、孫傳芳，獲得了他們的武裝、地盤，俘虜、整編了他們的軍隊，實力成倍的增長（到1927年上半年，擴充到了40多個軍）。一時威震四方！應該說只要愿意，可以一路順利拿下整個中國！

不過，此時的形勢確實相當的復雜的！

第一個方面，北伐軍面對的帝國主義支持的北洋軍閥，可謂是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北伐并沒有取得完全的成功。而長江流域發生的一系列軍艦炮擊事件，以及各國對上海、京津地區的增兵，表明了帝國主義有可能親自跳出前臺武裝干涉中國的革命。這讓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憂心忡忡！急于想取得帝國主義者的認可、支持！

第二個方面，那是來自北伐軍內部的相互爭權奪利！

先說北伐的導火線人物北伐軍第八軍唐生智。1926年7月14日，長沙光復。長沙光復標志著北伐第一期作戰勝利結束。7月25日，湖南省政府正式成立，唐生智任省政府主席兼軍事廳長。唐生智本人的實力得到迅速擴張，加上唐原有部隊擴編4個師，共擁6師之眾，“軍械充足，精神統一，戰斗力極強”，再加上，很多高層將領與唐有較深的個人情感基礎，關系甚為密切。另外，在唐奪取湖南政權的過程中，他不時地安排自己的心腹于府衙之中，使之在湖南的統治更為穩固。這種社會地位的巨大反差給唐帶來了無比的優越感和權力欲，似乎整個湖南都是他唐生智的了。即使是后來北伐司令蔣介石親臨此地，唐對其也有不屑之意，這便為后來蔣唐的矛盾沖突和勢力爭奪埋下了禍根。

其二個乃是北伐中獨擋一面的桂系。由于當初桂系曾在唐生智落魄的時候救了他一把，所以投桃報李，他也支持桂系坐大。加上桂系李宗仁驍勇善戰、小諸葛白崇禧機智多謀、黃紹竑政治謀略、內政治理都是一把好手，且團結緊密，把個廣西打造的如鐵桶一般！通過北伐，桂系的實力也是翻番的上升！

其三個就是和國民政府的矛盾。也可稱之為“黨軍之爭”。簡單的說就是和當時的汪精衛以及國民黨左派的矛盾！蔣介石一直在國民政府中擔任軍職，所以在黨內地位一直不算太高。現在指揮北伐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個人威望有凌駕于國民政府之上的危險！隨著北伐的勝利進軍，蔣介石納叛招降，收編大量舊軍閥軍隊，不斷擴充自己的嫡系勢力。對于蔣介石逐步掌握黨、政、軍大權，國民黨各派都十分不滿和仇視，暗中都主張對他加以排斥和約束。并且這種怨憤逐漸升級，防蔣獨裁的空氣日見濃厚，迎汪（休病假）復職的呼聲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出現的。正好此時恰逢蔣介石進攻南昌失利，正好各派落井下石，在軍勢上準備以實力強大的唐生智來代替他。為了抵抗，蔣和國民黨右派團到了一起。蔣介石事前布置張靜江頑抗，聲言他的主席地位決不能動。還揚言提出歡迎胡漢民以為抵制。但仍然抵擋不住，只得同意“迎汪”。

當時北伐各軍中，以唐之第八軍實力最雄厚，合蔣一、二、三、六軍之總合始能及八軍，湘、鄂實權均在唐手。為了制約唐生智，以防唐的反側，蔣提出了遷都武漢的主張。蔣介石此時所以積極主張遷都武漢，一方面為了利用自己在北伐過程中重新樹立的威望來輻射和干擾汪精衛在廣州的勢力，另一方面是因為他深知武漢戰略地位的重要并渴望親自控制武漢政權。武漢國民政府的成立對控制兩湖局勢，對唐生智加以限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與蔣的愿望還相去甚遠。蔣遂蓄意有所行動，決定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移駐南昌。進而要求撤除一向與他不合的鮑羅廷的顧問職務。但都被武漢國民政府拒絕！遷都之爭以武漢國民黨左派的勝利而告結束。但此時的他和一幫班底已秘密準備了“底定東南”的策略。蔣意已決，不愿再與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合作，打算憑借自己的軍事力量“搞單干”。

第三個方面就是國民黨右派與中國共產黨的矛盾。

眾所周知，“聯俄、溶共、扶助農工”這乃是孫中山鎖定的新“三民主義”。不過，這新“三民主義”從開始提出就沒有得到國民黨右派的支持。張繼、戴季陶、鄧澤如、謝持、林直勉、馮自由等說共產黨是要把國民黨變成共產黨，是一個陰謀，并對蘇聯幫助國民黨改組的動機表示懷疑。而親自帶隊考察蘇聯的蔣介石認為共產國際并不了解中國革命的性質。他對親眼目睹的蘇聯革命非常失望和不滿，認為蘇維埃政權是專制暴政。領土問題也導致了蔣介石對蘇聯的失望和不滿。回國后只給孫中山交了一份《游俄報告書》敷衍了事。蔣介石早年也受過激進思想影響，因而也長期贊成和擁護孫中山“扶助農工”的政策。蔣介石與中共在此問題上的分歧，不是應不應該“扶助農工”的問題，而是如何“扶助農工”。中共開展的“工農運動”以及所要達到的最終政治目的，顯然令蔣介石暨國民黨高層無法認可。

以前在廣州政府里蘇聯總顧問鮑羅廷急于北伐，甚至提出放棄廣東基地，轉道西北的這些主張都被認為是包藏禍心。而與蘇聯繼任顧問季嘉山的長期不和睦，更加讓蔣介石恨屋及烏。連著其他共產黨人一起討厭！

所以，對共產黨一直懷有戒心的蔣介石在自己實力不夠時，充分將自己打扮成了一個“紅色將軍”的外表，獲得了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的支持。1926年3月，蘇聯顧問季山嘉和蔣關系不睦，竭力拉攏汪精衛反蔣。此時，西山會議派元老，反對容共。也準備倒蔣。當然，兩邊一個是認為他太“左”，一個認為他“太右”，目的是不一樣的。面對如此困局，急于在黨內上位，獲得黨內元老們的支持，蔣介石一手炮制了“中山艦事件”。一方面迅速獲得了國民黨老“右派”們的支持；另一個方面，奪取了在粵海軍實力。蔣介石完全清除了國民黨第一軍的共產黨員，完全掌握了第一軍的軍權，使其成為蔣介石的嫡系部隊。從此地位更加的炙手可熱。1926年5月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通過蔣介石提出的排斥共產黨的《整理黨務決議案》。揚言為避免共產黨在國民黨內的力量發展引起“黨內糾紛”，應有一個“消除誤會的具體辦法”。于是，借助《整理黨務決議案》，達到了從國民黨的領導機構中排擠共產黨、全面控制國民黨的黨權的目的。這是國民黨右派勢力分裂國共合作、企圖奪權的信號。可惜，由于當時共產黨中央領導人陳獨秀等和蘇聯顧問鮑羅廷采取妥協退讓的態度。蒙蔽了年輕的共產黨人的眼睛，助長了國民黨的實力和氣焰！

北伐開始后，國共青年軍人浴血奮戰，取得了一個個勝利，也大大的擴寬了國民政府控制的地盤。為了支持北伐，中共派出了大量黨員深入工廠、農村發動群眾，支援北伐！一時，工農運動高漲，工會、農會如雨后春筍般建立起來了！雖然年輕的中國共產黨上層領導卻“偏右”，但黨內的同志大都信奉蘇聯的“暴力革命”思路，在工作中幾乎普遍采取的行動激烈，很偏“左”。加上是初次掀起這么浩大的運動，在理論支持、方式方法上都不成熟、不完善！再加上混入革命隊伍的流氓無產者的搗亂起哄，更加產生了許多嚴重的后果！而此時，由于大量的國民黨員難以深入基層、吃苦耐勞，高高在上。所以將基層的工作和廣闊的農村幾乎全部交給中共去運作。而又沒有相應的法則規范加以指導。中共必然按照自己的辦法和對革命的理解去開展工作。出于兩黨政黨理念、工作方式方法的差異，逐步地越走越開，終至反目成仇！

————————————————————————————————此時，借助北伐的威勢和大革命的風潮，中共在那些能夠開展工人運動的大小城市，按照自身的政黨理念，積極地行動著：組織工會、領導罷工、要求縮短工作時間和提高工人工資等，暴力沖突也時有發生。作為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的鮑羅廷，甚至提出了必須依靠痞子、流氓做“革命先鋒”的觀點。理由是他們“革命”的“積極性”要比那些老實本分、安分守己、純樸善良、循規蹈矩的“良民”、“順民”大得多。同時，他們“革”起“命”來也步子快、膽子大、下手狠，敢搶、敢奪、敢殺。這樣就有可能讓那些“良民”、“順民”起而仿效。

拿贛州店員工會的情況來看，就頗能說明當時的工人運動到了何種程度。看這個店員工會的章程，即便今天的工人也會瞠目結舌，羨慕不已。

章程規定：“凡本會會員每日工作時間應自上午9時起至下午5時止，休息時間店主不得過問。”原來現在的“朝九晚五”作息制度竟然源于此時。章程規定：店員“休假當與各機關同，春節并應放假半月”。今天，國務院公布的春節的法定假期也只是三天，而那時候就要求放半個月，居然是今天的五倍。章程還規定：“每年還應準假3個月以探親，外省店員則應準假4個月，最長者可達5個月。”“店員不愿回家者，此期間工資還應照原工資加倍發放”。“在店供職滿一年者還應分享該店全年利潤十分之二的分紅……。”而按照如此荒唐和不切實際的“福利待遇”經營的店鋪，那勞動效率低下的手工、半手工生產，必然不會有太高的利潤率。長期而往，必然難以為繼，則該店鋪必定是短命的。

中共組織的各級工人糾察隊權力通天，不僅組織集會、游行，還積極參與各項城市管理，幾乎架空了政府。一些城市工人糾察隊的隊長，可以和衛戍司令平起平坐。工人運動高歌猛進固然可喜，但老的平衡一旦被打破，平衡中的各方都要作出反應。面對如此狀況，感到權力逐步失控的國民黨政府是不能容忍這種情況持續發展下去的。所以，歷史事件的偶然更是必然。

相對于城市運動的有組織，大體有秩序。農村已是亂成了一鍋粥。以國民黨員為各級主官的北伐軍官兵在前線浴血拼殺且后援不繼。而在后方的農村，中共發動的“打土豪”、“分田地”的農民運動則如火如荼。其中以兩湖地區的農運發展最為激烈，具有代表性！面對家鄉的種種混亂，軍中國民黨中下級軍官發出了：“我們在前線拼命，共產黨在后面輕輕巧巧地把江山拿去了！還倒過頭來清算我們的家人，我們流血犧牲是為什么？”的哀嘆！可見局勢的難以調和！

那時，國民黨內對以湖南為中心的農民運動大不以為然者大有人在。中共上層也有對之憂心忡忡者，于是便奉命回湖南“考察”。

《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有詳細的敘述：“的確的，農民在鄉里頗有一點子‘亂來’。農民權力無上，不許地主說話，把地主的威風掃光。這等于將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腳。‘把你入另冊！’向土豪劣紳罰款或者索要‘捐款’。一群‘吃大戶’的人毫無顧忌地涌進‘土豪劣紳’家里去殺豬出谷、淘米做飯。甚至連‘土豪劣紳’家小姐少奶奶的象牙床上也可以用泥腳踏上去再滾一滾。而且動不動便捉人戴高帽子游鄉示眾。為所欲為、一切反常竟在鄉里造成一種恐怖現象。這就是一些人的所謂‘過分’，所謂‘矯枉過正’，所謂‘未免太不成話’。這派議論貌似有理，其實也是錯的。”

其實，當時的運動激烈程度猶遠在《報告》之上。其時湖南農民運動中又流行著“有土皆豪，無紳不劣”的口號。有點田產的都是“土豪”，穿長袍馬褂者即為“劣紳”，都是在斗、打、掠之列的。殺豬出谷”，意思就是沖進“土豪劣紳”家中，將豬呀雞呀殺了吃掉，將糧食都搶走。“考察報告”說到了農民“動不動捉人戴高帽子游鄉”，但沒有說到的是“革命農民”在“捉人戴高帽子游鄉”時，還有些別的舉動，“革命農民”在捉人游鄉時，還會剪掉他的胡須，滿臉抹上黑灰。至于“五花大綁”，更是理所當然了。既然“一切權力歸農會”，那從殺豬、出谷、游鄉發展到殺頭，就是很自然的事。很快，捕殺“土豪劣紳”的事就頻頻發生，還要把“土豪劣紳”的祖墳挖掉，目的是破壞風水、斬草除根。

越做越大膽、越做越順暢。嘗到甜頭的農民紛紛群起而效仿，一時間遍地開花。農民們從開始的殺豬，一直發展到殺人。《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并沒有諱言這一點：“寧鄉的劉昭，是農民直接打死的。醴陵的彭志蕃，益陽的周天爵、曹云，則正待‘審判土豪劣紳特別法庭’判罪處決……”這些無法無天的血腥暴行使蔣介石暨國民黨高層大為寒心。

這時不少國民黨地方軍政大員都對工農運動深感頭痛。而國民黨既須要按照孫中山遺囑堅持扶助農工的政策，但它同時又必須確保社會安寧、穩定以及經濟生產的正常運行。因為只有如此，才能夠得到足夠的稅費收入以維持北伐戰費和國家財政的各項開支。而工農運動一旦興起，則往往無法滿足其要求。以致商人、廠主不僅利益受損，甚至就連生命及財產安全都難保證，整個社會的正常運行便難以維系。更為嚴重的是，針對帝國主義的在華租界，中共向來就是組織民眾示威、游行乃至暴力沖擊，而不是通過國民政府談判收回。釀制成了血案，實力不濟的國民政府處理起來那是相當的為難！強硬吧，又怕引起國際爭端乃至戰爭；退讓吧，又得擔負無能、賣國的罪名。所以，說是強行綁架政府也不為過！關鍵這個政府力量不足，難以對抗各老牌帝國主義！其實，當年“義和團”的舊事就頗有幾分神似！

再者，農村的亂局，也會給稅收帶來沖擊。在那時，或許農村動亂對政府財政的影響更大。中共元老李維漢同志在《回憶與研究》中說到了這方面的情形：“土豪劣紳”是農村重要的納稅人。農民的殺豬出谷、分田分地、逮捕殘殺“土豪劣紳”，就使得他們失去了納稅的能力，更失去了納稅的“義務”。農會凌駕于中央政府之上擅自宣布的一些法令嚴重影響著農村正常的經濟運行。湖南農民禁止糧食輸出使得鄉村的糧食貿易無法進行，眾多販糧之業者，本來也是要按章納稅的，現沒有糧食生意做不成了自然也就不再納稅。這樣，各級政府都面臨著嚴重的財政危機。

北伐時李宗仁將軍任第七軍軍長，他后來在回憶錄中說，工農運動中的“過激的作風早已引起北伐軍中官兵們的疑慮。到民國十六（1927年）年夏季，北伐軍中來自于湖南、湖北的官兵們的憤懣心情已經到了忍無可忍的境地。因當時北伐軍里中、下級軍官多為中、小地主家庭出身。其父母或親戚在家鄉都橫遭農會的迫害、凌辱。而各級黨部竟無動于衷。北伐軍第三十五軍軍長何鍵的父親也被五花大綁游街示眾”

如此情況下，已動搖到了國民黨的根本：“一切權力歸農會”，在農村農會已完全取代了各級政府；各地的鄉紳地主，紛紛逃離家鄉。頭等的跑到上海，次等的跑到漢口，三等的跑到長沙，四等的跑到縣城。動搖了地方的統治根本；各地大建工人糾察隊、普遍建立建立農民武裝，打倒各地的地方護衛武裝如團防局等，搶奪其武器裝備武裝自己，這嚴重威脅到了國民黨的統治穩固；其他至于司法、財政幾乎被農會把持，乃至教育也是以推翻祠堂族長的族權和城隍土地菩薩的神權以至丈夫的男權，挑戰國民黨所推崇的“忠孝禮儀”的傳統；此外，農會還有各項禁忌，禁牌、賭、鴉片這三件，那是好的！普遍禁止用谷米煮酒熬糖，糟行糖行叫苦不迭。不禁止煮酒，但限定酒價于一極小數目，酒店無錢賺，也只好不煮了。湘鄉禁喂雞鴨。豐盛酒席普遍地被禁止。幾碗、幾葷幾素都有規定。哪怕辦紅白喜事不按規定，也即行搗毀。禁止城里殺牛，強迫牛肉店關門！至于打春、贊土地、打蓮花落等民俗活動，醴陵地區也議決禁止。此外各地的小禁令還很多，如醴陵禁儺神游香，禁買南貨齋果送情，禁中元燒衣包，禁新春貼瑞簽。湘鄉的谷水地方水煙（還好不是禁香煙，嘿嘿！）也禁了。二都禁放鞭炮和三眼銃，放鞭炮的罰洋一元二角，放銃的罰洋二元四角。七都和二十都禁做道場。十八都禁送奠儀。諸如此類，不勝枚舉，統名之曰農民諸禁。各種禁法，完全顛覆了農村的正常生活秩序，乃至阻礙了商業發展。

對此種種，國民黨已難以容忍下去了！遍及城鄉的工農暴亂促使蔣介石暨國民黨高層下定了“清黨”的決心，或者說給了蔣介石暨國民黨高層一個“清黨”的堅實理由。

1927年4月12日，處于黨內艱難地步的蔣介石，面對左派、中共的責難，軍中唐生智、新桂系的威脅，在國民黨右派和江浙大地主、大資本家的支持下，終于對共產黨人舉起了屠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