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九十一章 大公黨和工黨

天下首富 第二百九十一章 大公黨和工黨

第二百九十一章大公黨和工黨

浪子刀

中國得到了津巴布韋和贊比亞，但和英國的關系也降低到了近二十年來的最低點。

做為一種報復，英美通過新的借貸俄國還清最后的1.4億英鎊對華債務，逼使中國從俄國撤軍。

以左派的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為基礎，加上英美法三國的扶持，俄國經濟狀況一直在快速的好轉，國內民粹主義和強硬派的實力也在不斷增強。

在這樣的局勢下，1924年5月，就在巴黎奧運會即將舉行的時期，胡楚元一行訪問德國。

最初的勢力分界線是很清楚的，中國控制俄國，英美法控制德國，可是，英美法從來沒有放棄利用俄國和日本牽制中國的計劃，中國同樣也沒有放棄利用德國牽制英法的計劃。

5月14日，胡楚元在國防部長張時英、陸軍總參謀長李開鄴、國家軍事工業研究院副院長兼陸軍準將胡維棠等人的陪同下，抵達德國漢諾威。

漢諾威曾是一個平靜的城市，現在則成了德國的新首都，國家的主要中央機構都已經搬遷到漢諾威。

此時，德國也不再是那個繼承了神圣羅馬帝國遺產的帝國，而是德意志聯邦王國，由“普魯士和漢諾威國王”——霍亨索倫家族的威廉三世擔任聯邦國王。

抵達漢諾威王宮后，胡楚元受到了霍亨索倫家族、巴登大公家族、路德維希黑森大公家族全體列席歡迎的特殊待遇。

人群中并沒有那位曾經顯赫數十年之久的德皇威廉二世，現在，他被勒令不準踏足德國國土，只能在荷蘭隱居。

雖然，中國和德國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場上是最為重要的對手，也正是胡楚元的逼迫和勸說，德皇威廉二世才同意投降，并被剝奪了德國皇帝的稱號，也被迫從普魯士國王的位置上退位……可不管怎么說，現在回過頭再去看一看，胡楚元確實在最為關鍵的時刻給德國一個最為重要的幫助。

他保住了德國富強的基礎——一個完整的國家，一個完整的未遭到嚴重破壞的工業體系，一個沒有受到戰爭破壞的金融體系……巴斯夫財團、德意志銀行、瑞士聯合銀行（德國商業銀行和瑞士溫特圖爾銀行合并后，改稱瑞士聯合銀行，在德國仍保留著德國商業銀行的基礎）。

特別是在強行對應斯巴達克同盟起義上，中國在德國的駐軍迅速啟動，搶先將慕尼黑、柏林的起義軍擊潰，使得德國社會民主黨右派勢力得以緩沖，穩定住了德國的形勢。

在德國的戰爭賠款問題上，同樣是胡楚元的堅持才將德國的總賠款數控制在72億英鎊，還款期也被設定為無限期。

在此之后，胡楚元同時擔任德國國際債務管理委員會的主席，通過對德國海軍剩余艦隊的折價抵償等方式，他又將德國總賠償款減少到63億英鎊。

雖然還是一筆巨款，可不管怎么說，在法國咄咄逼人的歐洲大陸霸主政策下，他確實是盡力在還德國一個人情。

沒有德國就沒有今天的中國。

不僅是胡楚元清楚這個道理，大部分的中國人也都清楚。

受制于《布魯塞爾條約》的限制，德國的所有軍事學校都被勒令拆毀，停止培養德官，但是，中國允許外國人以自費方式在指定的中事學校留學，其中也故意不對德國人給予禁止。

實際上，在胡楚元的秘密操作下，德國陸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東線指揮官奧古斯特馮馬肯森被邀請成為西安陸軍大學的顧問，德國在西安陸軍大學的德籍學生主要是接受他的教育。

凡此種種，在法國的國際壓迫下，德國能夠保持目前的局面，必須要感謝的一個人就是胡楚元。

在路德維希大公代表眾人發表了對胡楚元和中國的感謝致辭后，在王宮中又舉行了一場簡單的晚宴，對于歐洲式的繁瑣儀式和宴會，胡楚元一貫是比較反對的。

這一點，在胡楚元抵達之前，胡維棠已經在德國和負責全程接待事宜的恩斯特路德維希大公交代過。

整個晚宴很簡單，大部分的女士、年輕人、孩子，以及和政治、權利無關的人都被安排在另一間更大的餐廳里。

此時的威廉三世已經是四十二歲的人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曾在名義上擔任德意志第五集團軍的總司令在西線和法國人作戰，實際上是一名上校，指揮一個團。

即便如此，他還是在軍隊獲得非常高的。

戰爭結束前，德國內部分裂成兩股巨大的勢力，一邊是德國貴族和軍隊，另一邊是德國民眾和德國左派政黨。

當時的德國幾乎只有兩個選擇，要么繼續戰斗，直到國內發生左派起義，要么是投降，讓左派政黨執政，而德國貴族體系瓦解，國家成為民主共和國。

正是依靠胡楚元的，德國在投降之后，通過中國在德國的駐軍暫時維持住德國的穩定，清除了德國左派激進政黨，讓德國社會民主黨的中間派有了比較穩定的施政環境。

即便如此，胡楚元還是很擔心德國的局勢出現惡化。

1920年，通過胡維棠等人在德國的關系，他們找到了當時在德國國防部擔任辦公室主任的庫爾特馮施萊謝爾，由中國國家情報局在背后和出謀劃策成立德意志國家民主工人黨，簡稱德國工黨。

在談德國工黨之前，首先要談中國大公黨的政策綱領。

胡楚元領導的中國大公黨屬于左翼中間派政治團體，推行國家宏觀調控經濟主義和廣泛的社會福利政策，以工人和中產、小資產、中富農、中小地主階層為基礎，同時在國家政策上推行財團壟斷經濟和擴張主義，追求國家軍事力量的強大。

大公黨追求保障限度的國家資本主義，即在維持國家基本運轉的要求下控制一定程度的國家資本經濟，比如在電信、郵政、鐵路、公交等體系上，國家資本都能占據一定比例，以對財團壟斷經濟給予一定限制。

政府擁有一定的國家財團，在對國內小資產的扶持上，給予較為寬松的政策，扶持小資產的。

如果是乍看起來，大公黨和納粹黨的政策幾乎是非常相似的，也就是所謂的國家社會主義道路。

中間還是有很多差別的。

最大的差別就在于大公黨不推行軍事獨裁主義，而是在民主議會制度上尋求多數黨地位的執政權，維持政黨政策的推行。

大公黨和社會民主黨同樣屬于左翼中間派，但比社民黨更偏中間派立場，政黨本身就是國家財團和中產、小資產、中富農、中小地主、工人之間的調節器，負責兩個利益團體之間的協調和溝通，避免國家利益完全偏向于另一側。

所以，大公黨的黨徽的中央就有一個金色的天枰，下邊是象征農業的麥穗，上面是象征工業的兩個鐵錘，左邊是象征軍隊的刺刀，右邊是象征資本的一串貝殼。

德國工黨和大公黨的國家政策是完全一致的，在巴斯夫財團和德意志銀行的下，說服興登堡擔任黨魁，而庫爾特馮施萊謝爾在背后秘密操控。

相比社民黨，工黨很容易得到軍隊和大財團的。

胡楚元在德國的工商界悄無聲息的經營了三十多年，積累了足夠強大的工商業人脈，足以確保大部分的財團、資本力量對德國國家民主工人黨的，興登堡和施萊謝爾、保羅馮福爾貝克、赫爾曼馮弗朗索瓦、奧古斯特馮馬肯森、阿爾佛雷德馮提爾皮茨等著名軍事將領的號召力，也足以將德軍和親軍方陣營吸收過來。

從1921年正式建黨，德國工黨就在全國范圍不斷舉行宣傳活動，以《德國工人報》為主要舞臺，每日免費發行一百萬份，宣揚德國工黨的政策，還在《德國日報》、《德意志郵報》、《法蘭克福商業報》、《世界報》二十多家報紙不斷刊登，招募志工，宣揚一種全民富裕的政策。

工黨甚至許諾，一旦上臺，工黨就會讓德國經濟復蘇，恢復到原有的水平，并且在德國實行全面的醫療和社會保險，要讓所有德國人都有工作。

不僅如此，胡楚元私人還對工黨給予巨額的經濟，讓工黨在德國開辦了大量的研討班，建立基層組織，還對貧困人群免費發放救濟物資，號召大財團捐款，用于國家教育和基礎建設。

就在胡楚元第三次訪問德國的這個階段，建黨時間只有三年的德國工黨已經成為德國僅次于社會民主黨的第二大黨。

德國工黨的影響力正在急劇擴大，甚至連恩斯特路德維希大公也都是德國工黨的黨員。

胡楚元并沒有在德國逗留多久，只是秘密的和威廉三世、興登堡、恩斯特路德維希大公等人會晤，并達成一些秘密的約定。

此外，他和德國首相弗里德里希艾伯特也舉行了會晤，正如國家情報局的情報，弗里德里希艾伯特本人的思想也偏向于中間派的整體政策，恰恰因此，在社民黨內部，他本人同時受到左右兩翼激進派的攻擊。

為了說服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和工黨重新組閣，胡楚元順勢邀請他訪華。

在軍事合作上，胡楚元也秘密的批準了一個新的計劃，允許德國總參謀部派遣一部分德國青年軍官到中國秘密進修，特別是學習機械化兵團快速作戰思想和整體論思想。

整體戰爭論思想是李開鄴在中國陸軍總參謀部提出的理論，即在整個戰爭期間要充分考慮國家實力和對手實力制定合適的軍事戰略，在大戰略上首先要確保優勢地位，同時在戰術上要不斷實現戰略任務，用最強的優勢力量打擊對手最為脆弱和致命的地方，在最短的時間克制、減少、消滅對手的戰爭能力，最終確保國家戰爭的勝利。

圍繞這一理論，李開鄴在中央軍事大學建立了一整套的理論分析課程，讓學生學會分析整個局勢，學會分析自己的優勢和對手的劣勢，同時有大量的演習課程，鍛煉青年軍官的指揮能力。

同時，中國在軍事上還有另外一套秘密武器，那就是軍隊軍校化，這恰恰是不能在國內建立軍事學院的德國所急缺的體系。

在德國的短暫訪問后，胡楚元對于德國的情況愈發有了更為清晰的體會，其實，中德兩國上層階層在政治思想上基本是一致的，只不過，中國成功了，而德國失敗了。

這個想法堅定了胡楚元在德國加大投資和恢復的決定，離開德國之前，他將德國商業銀行從瑞士聯合銀行中分拆開，加入到英荷富通財團的陣營中，同時批準英荷富通財團和巴斯夫財團繼續在德增加投資的計劃。

此外，他也正式允許中信財團進入德國，特別是通過中信社在德國建立德國農業信貸合作社。

結束了在德國的訪問后，胡楚元又陸續在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蘭、烏克蘭、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等國進行訪問，除了波蘭和烏克蘭，其余基本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敗國，有些已經在亞歐同盟內部的中恢復了元氣，有些如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都還處于一個混亂的時期。

這個時期，胡楚元開始考慮將大公黨的中間派政黨思想擴散開，在整個亞歐同盟體系內，引導各國經濟良性的。

中間派思想有一個很重要的基礎，那就是對國際財團的扶持。

當然，這也是因為國際上最重要的財團基本就是大公黨和德國工黨背后最主要的力量。

1924年9月，胡楚元返回國內。

此時，他所面臨的另一個問題就是新一任的總理人選，在中華民主聯邦共和國總統的寶座上，他最高可以出任到1933年。

在經過挑選后，他決定推選楊士鑲出任新的總理，王朝清出任副總理兼任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而胡維中則擔任國家經濟產業部部長兼任國家資產委員會主任，駱成驤出任國家外交部部長。

1925年3月，國會進行重新選舉，憑借在黨內的特殊地位和大公黨在國會中占據著70席位的實力，胡楚元對國家總理府內閣進行的調整都通過了決議。

最終楊士鑲、王朝清、胡維中、駱成驤四人成了國家總理府的中堅樞紐，而在整體內閣的調整中，新一代的四十五歲左右的內閣部長陸續出現。

這些人都是胡楚元在黨內觀察和培養了很多年的新力量，他在此時對內閣全面的大換血，實際上就已經是在為經濟危機和后續可能發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做準備。

5月，德國總理弗里德里希艾伯特應邀訪華，在結束了為期一周的訪問后，正準備繼續訪問日本，他就因為闌尾炎而住院，被迫在北京同濟醫院做了一個闌尾切割手術。

因為在手術期間有并發炎癥的跡象，在使用抗生素類藥物穩固住病情后，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又在北京多逗留了一個月。

恰恰就是在這段時間，通過在北京的觀察，對中國經濟、軍事、社會的整體評估，以及和胡楚元的交談，弗里德里希艾伯特最終做出決定，選擇將德國社民黨的中間派和右翼派力量同德國工黨合作，重新組建新的德國工黨。

社民黨是整體性的左派政黨，它的中間派和偏右力量其實就是德國工黨，兩者在政治綱領上基本一致。

確切的說，大公黨就是中間派政黨，介乎于右派和左派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