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關東之殤(七)

赤色黎明 7 關東之殤(七)

“松鶴丸”酒肆的店面格局和日本東京相同的飯館沒太大不同，門頭招牌下掛著只遮住上半截門的深藍色布簾，布簾分作三塊，每塊上都寫了一個白色漢字,組合起來就是店名。

在東京普通區域單純開酒肆只可能賠錢，“松鶴丸”是酒肆混合飯店的買賣。進門之后左手是長條型大柜臺，柜臺離門最遠處的水槽中預備著熱水，可以隨時溫酒。做工的日本人，中午傍晚散了工，每每花一兩文銅錢，買一瓷壺酒，在靠柜外的凳子上坐了，熱熱的喝了休息；倘肯多花兩文，便可以買一碟關東煮或者煮蠶豆做下酒物。如果出到十幾文，那就能買一條魚。但這是十幾年前的價錢，自打1918年后，物價已經漲了四五倍。

每到飯點，“松鶴丸”里面就面就熱鬧起來，北一輝趕在這個時候掀開門簾走進“松鶴丸”的店里。

此時店里面一半的位置上已經坐了顧客。幾乎人人面前都有酒。與其他酒肆相比，不管“松鶴丸”的老板往酒里面摻了多少水，好歹維持了帶酒精的飲料的基本低價，這就能格外的招攬客人。

酒量差的，幾口下肚就醺醺然，趴在柜臺邊腦袋枕在前臂上打盹。酒量好的，則是在桌子邊坐著，拿著碗店主買來的走私中國高度酒，讓讓大家，而后慢慢的喝，喝完一口，上面咂著嘴，下面很響的放涼氣。

為數不多的幾個干吃飯的家伙，捧著碗混了大米的豆子飯，大口的扒拉，因為吃的急，一口沒咽下去，把脖子撐得又粗又紅，連忙向老板要了杯水把豆子飯沖下喉嚨。

從中國回來，特別在人民黨根據地待了這么久，北一輝發現日本人與中國人飲酒的習慣不太一樣。日本人大多數是為了喝酒而喝酒，菜不多，追求的就是喝的醉醺醺的感覺。中國人也喝酒，卻至少有一半以上都是把酒當了調味劑，先是猛吃些飯菜，接著喝口酒潤潤。按照中國的俗話則是“吃香喝辣”。

這酒一下肚，氣氛就熱鬧起來。幾乎每個人都說話，或者是天氣，或者是最近的新聞。當然也不乏抱怨。那位邊喝酒邊放氣的是位拉黃包車的。由于放氣聲音太大，引發了別人的矚目。看眾人目光落在自己身上，那位就繃著臉向大家抱怨，他怎么在大太陽底下由一清早到如今，還沒停過腳，身上已經濕了又干，干了又濕，不知有多少回！

其余的人多數是彼此談著閑話，聽到這兩句，馬上都靜了一會兒，而后象鳥兒炸了巢似的都想起一日間的委屈，都想講給大家聽。連那幾位吃著混了大米的豆子飯的也把口中勻出能調動舌頭的空隙，一邊兒吞咽，一邊兒說話，連頭上的筋都跳了起來：“拉包月的就好過嗎？！我兩點起到現在還水米沒打牙！竟說銀座到櫻田門——嗝！——我已經三個來回了！把屁眼都他媽的累炸了，一勁的放氣！”轉圈看了大家一眼，點了點頭，又往嘴里塞了一口豆子飯。

北一輝只是靜靜的聽，卻也不參與這些討論。即便在中國經濟最發達的武漢，這等場景同樣并不少見。每個勞動者都頗為辛苦，人民黨為了聚集所有力量發展重工業，在國家可以直接控制的經濟領域，對勞動力的榨取可謂“兇殘”。包括陳克在內，除了工資之外沒有任何資本分紅，每個人都在勞動，勞動，勞動。北一輝帶領的學生調查組分析日本經濟的時候，最新共識是日本近十年以來，投資極大的積壓了消費。于日本相比，人民黨的投資力度毫不遜色，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想起自己領導的研究小組，北一輝就感到一陣自豪與欣慰。想進行社會革命，首先就得知道社會是一個什么現狀。出身比較高的大學生們固然有種種年輕人的幼稚與不成熟，卻有著另外的好處，他們的視野明顯比普通大眾要開闊得多。

想擁有見識，不考慮個人資質的話，就只能靠錢財與先天繼承的社會環境。墾殖大學是一所“新學校”，1900年創校的時候甚至沒有自己的校舍，干脆借用東京政法大學的校舍。在校學生很多是沒有考上東大、早稻田、慶應大學的家伙。年輕人在暑假期間自然是到處串聯，逐漸的，北一輝領導的社會調查團隊中出現了這幾所著名學校的在校生。

各個國家的統治階級一般都擁有超出普通人見識與能力的水平，當統治階級的能力與組織力弱于民間的時候，這個政權也就到了自己的窮途末路。1923年，能在暑假有自己的閑暇的學生，出身都不低。窮困學生此時都在努力幫助家里面干活，根本不可能有機會搞什么不賺錢還得倒貼錢的社會調查。

人民黨干校課程本就是給統治階級管理階層學習的內容，出身中上層的學生一聽就感到親近。人民黨政務積累出的經驗，讓缺乏實際操作的學生們感到大開眼界。

北一輝年輕的時候就靠干些見不得光的買賣來積攢革命經費，現在他索性要求學生們除了要自己承擔伙食費之外，還需繳納參加活動的參加費。當然，每一個小組都能分享歸納總結出來文稿的印刷件。學生們中間有人家里面就是開印刷廠的，以優惠的價格談妥了生意，由專業排版工人負責大量印刷工作。這筆費對于日本普通家庭來說用并不便宜，然而所有參與社會調查的學生很輕松的把錢拿了出來。

有中國革命做樣板，北一輝到現在為止的發展還算是相當順利。好歹學生們理解了資本與錢財的區別，盡管北一輝對學生們的表現還是不夠滿意。

這也怪不得學生。陳克是很敢嘲笑外國的，例如干校就引用過陳克嘲笑外國“只有經濟學，沒有政治經濟學”。這種嘲笑在日本的確找到了明證，學生們對經濟或許有點概念，對于政治經濟學則是一竅不通。即便是商學院出身的大學生，專業知識也不過是如何為商業部門服務。把日本大學課程與人民黨黨校以及各級學校的政治課程一比，北一輝明顯感到日本大學就是在培育高級勞工，而不是人民黨那種以教育來培育未來統治階級的思路。

北一輝只能用靠自己記錄的黨校政治經濟學課程，以及自己對“唯物歷史主義”二把刀理解給學生講課。即便如此，大學生們仍然覺得北一輝的學問深不可測。

瞅著眼前這些只想著如何解決明天生計問題的普通日本勞動者，北一輝心中是難以克制的優越感，同樣還有焦急的感覺。只要再等幾個月，幾個月就行。那時候北一輝就能有一定人手來推動在人民中間的革命宣傳。

學習人民黨的經驗，北一輝很清楚直接向人民宣傳什么《資本論》與社會主義制度根本不行，想領著日本人民起來革命，就必須有適合日本的革命方式。更直白的說，就是得有基層。而這個基層既不是那些大學生，也不是眼前的這幫勞動者。在日本想獲取基層的控制權，就一定得得到一部分人的合作。這家“松鶴丸”酒...